中国金融改革未来向何方这三点很重要

作者:张捻

在过去的40年里,金融业的发展支持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站在新的起点,未来的金融改革在哪里?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吕磊在第15届国际金融论坛年会上指出,过去金融机构改革取得的成绩显着。今天,金融业仍然面临着公司治理的变化。关键是“软预算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

陆磊强调,价格只对真正自筹资金的市场参与者起作用。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造成问题或风险,最终由政府“支付”。

在吕磊看来,金融机构改革是金融改革的基础,开放是金融改革的必要条件。开放的基本含义首先包括规则的引入,系统的引入和竞争的引入。

就规则而言,整个金融改革是逐步引入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制度规则,计量标准和实践指南,并根据市场规则和经济规律反映市场原则。有了这样的规则体系,改革进程就更加规范。

就系统而言,它涉及财产权和治理。事实证明,如果不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营机制,银行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

在竞争方面,它指的是开放的改革。如果我们区分金融业的子行业和子机构领域,我们就会发现,开放程度越高,竞争程度越高,就越繁荣。

目前,“财政资源配置问题”仍然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难以融资,融资成本高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陆磊认为,财政资源的不匹配实际上是“财政资源配置的主体”和“渠道是否进一步优化”的问题。

对于前者,陆磊指出,过去40年的改革经验表明,虽然货币是一般门户,但货币当局并不是财政资源的直接配置者。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央行已经赋予了太多功能。

对于后者,陆磊认为杠杆是风险的总来源,杠杆问题更多地基于金融机构的资本约束而不是总资本。中国的金融改革缺乏真正的金融资源配置形式。降低杠杆率和改善实体经济服务必须依靠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机构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认为我们需要降低杠杆率。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如果我们依靠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恐怕这两个目标很难实现平衡。”陆磊说。

他总结道:“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对经济能否走向现代化和高端标准的考验。我认为这是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基本含义。这也意味着金融改革,包括金融机构改革在内,进行时,而不是在完成时。“

以下是陆磊演讲的记录:

让我今天谈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机构系统。每个人都知道,金融机构只是金融改革的一部分。它并非都是核心内容。我的许多观点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遗漏和偏见。请指正。

据我所知,金融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渠道。一个是宏观渠道,主要反映在需求方面。货币,信贷和外汇政策无疑会对经济增长和价格产生影响。第二个是微信。金融市场分配财政资源。我称之为供应方。改革的复杂性往往体现在对需求和供给施加力量的需要上。因此,40年的金融改革开放既困难又复杂。这也是一个涉及货币管理制度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的系统工程。市场体系设计,金融机构改革,金融业开放。

我谈到了自己工作的问题。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它本身有核心吗?这个内核的演变遵循什么逻辑,我们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三点:

第一点是金融机构体系是金融改革的基本内容。

在金融改革方面,本能会考虑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做什么以及它们是否安全。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时,就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进行了辩论。今天,我提出金融机构是所有金融改革的基本内容,肯定会造成分歧。你为什么这么说?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发现今天的金融体系仍然存在重大差异。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美国一样吗?日本的金融体系和印度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我们还发现,各国拥有类似的货币当局,如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具有一致功能的金融工具和产品。我们看到每个人在这些层面都是相似的,并说这是不同的,因为微观主体已经造成了它的差异,即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差异来自制度差异。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1979年,中国恢复建立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行,逐步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 1984年,随着中国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的分离,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 1987年,澄清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推动金融机构深化内部改革和运行机制,走向商业化。 1993年11月,建议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呼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同年12月,它提议为中央银行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个金融机构共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的竞争,严格管理。金融市场体系。

今天,中国的金融业仍面临着公司治理的变化,其关键是“软预算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今天,我们的金融机构敢说他们的约束是完全坚定的吗?为什么资产扩张后仍需要补充资金?我将其称为软预算约束,这与早期改革的软预算约束的核心相同。我们经常发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机构,要求政府,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对问题负责。

回顾改革中早期释放,混乱,收入和死亡的恶性循环,目前的金融创新,综合跨境经营和资本补充仍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只有在现代金融市场环境中,上述现象更多地体现在如何管理系统风险上,其实质仍然是“新瓶装旧酒”。因此,这一领域的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金融机构的现状或运作特征决定了上述改革的难度。

你为什么这么说? 1993年,中国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构想。 1996年,它开始放开银行间拆借利率。 2000年,它开始用大笔资金,第一笔外币和当地货币推动改革。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这种改革的效果是什么?我们发现价格只能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对真正自筹资金的市场参与者的指导作用。问题在于金融机构的行为往往不完善,利差必须能够涵盖风险,否则将导致资金内部流通。简而言之,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基本策略必须是净收入可以承担风险。如果不能,它将发展更多的同行。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衰退期间对实体经济的财政支持将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并且在经济衰退中并不总是一个问题。由于上行周期经济良好且有利可图,因此在经济低迷时期将成为一个问题。由于风险溢价导致货币传导机制表现不佳,我们的风险已经发生变化。第二,金融机构在顺周期产生泡沫的现象将在许多领域出现。第二点是金融改革的必要条件是开放性。

除金融机构改革外,开放是金融改革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改革有时缺乏内生动力,需要通过开放性进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含义:第一,引入规则,第二,引入制度,第三,引入竞争。

一般而言,整个金融改革过程以市场规则和经济规律为基础,逐步引入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反映市场原则的法律制度,制度规则,计量标准和实践指南。有了这样的规则体系,改革进程就更加规范。

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自我消化贷款能力低导致不良贷款快速积累。我们已实施《巴塞尔协议》以确保商业银行有更大的空间来应对金融风险。资本金额决定了银行的实力,不仅保证了银行的金融活动。正常经营也可以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资金不足和金融风险过大,国际商业银行中资产不足的案例太多,最终导致存款人遭受损失。这需要自律,资本充足率就是这样的。约束。我们对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业务限制比其他行业严格得多。这是上面提到的“规则”。我们过去常常面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前从未了解过的不良贷款或不良资产问题。我们可以使用国际规则来重新定位。

第二个含义是系统,指的是产权和治理。可以看出,本世纪初,中资银行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推动银行业改革。建行,中国银行和中国银行引进外国投资者并成功上市改革,这是中国金融业相互改革开放的成功。案件。国有银行改革的艰难探索始于专业银行的建立,政策性银行的建立,政策性银行向政策性银行的剥离,以及国有银行作为真正的商业银行的建立。

事实证明,如果不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营机制,银行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 2004年开始的改革再次剥夺了超过1万亿的不良资产。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业绩,有多少可用的覆盖率,资本充足率有多高,不良贷款率有多低,以及1.7%左右。经过这么多轮的改革后,贷款利率非常高。 1994年,我们发布了第一条规范在中国设立外资银行机构的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这是引入金融业竞争的开始。我认为保险业是最好的做法。两年前,该行业比其他金融行业更开放,更全面。中国根据入世承诺,进一步废除了对设立外国保险机构的地域限制。 2005年底,中国取消了法定的再保险政策。这个案子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区分金融业的子行业和子机构领域,我们就会发现,开放程度越高,竞争程度越高,就越繁荣。第三点是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金融改革的表面是预防和控制系统性风险。事实上,问题在于财务资源分配的主体和渠道是否进一步优化,即谁将分配财务资源以及谁将保证有效和适当的风险。 40年代的改革经验可以作为未来金融改革设计的参考。

第一种货币是通用货币,但货币当局不是财务资源的直接配置者。这是自1979年以来改革一再证明的事实。然而,在经济运行期间,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实际上很容易给中央银行太多的职能。

其次,杠杆是风险的总来源。解决杠杆问题应该基于机构的资本约束而不是总资本。中国的金融改革缺乏真正的金融资源配置形式。降低杠杆率和提高服务实体的效率必须依靠直接融资和股权投资机构的发展。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需要降低杠杆率。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如果我们依靠间接融资来建立银行业务系统,恐怕这两个目标难以平衡。

今天,当金融市场高度相关时,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更加规范的体系。有效分配财政资源是对经济是否能够走向现代高端标准的考验。我认为这是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基本含义。这也意味着进行金融改革,包括金融机构改革,而不是在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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